我捂着耳朵，疼得龇牙咧嘴：“你这也太狠了吧！”
“怎么？嫌我凶了？那你别理我！”她转身就走，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吓坏了，顾不上疼，连忙追上去拉住她的裙角：“别生气别生气！曼曼，我错了！要不……我把右耳朵也伸过来给你咬一口？”
她“噗嗤”一声笑了，鼻涕泡都冒了出来，眼泪还挂在睫毛上，像断了线的珍珠。
那天夜里，一辆吉普车把她一家接走了。
我摸着左耳垂上的牙印，在老槐树下哭了一整夜。
……
1995年7月14日，凌晨五点半。
徐州长途汽车站。
我拎着破帆布包，挤上了开往上海的绿色解放牌大巴。
38块钱一张票，因为为了省钱，我买的是无座。车厢里像个蒸笼，混合着柴油味、脚臭味、廉价香烟味和方便面调料味。
过道里挤满了人，我一手抓着头顶的铁杆子，一手死死护着裤兜里那二千九百多块钱。
车身一震，发动机发出拖拉机般的轰鸣，大巴车缓缓驶出了车站。
颠簸中，我身旁蹲着的一个戴瓜皮帽的倒爷正唾沫横飞地吹嘘着他在上海的生意，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我的注意力，全在自己的身体上。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我的裤裆里。
五年前那场意外，并不是简单的砸伤。在长达五年的植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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