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
我站在老屋门口的那棵槐树下，手里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迷彩行李袋。
我穿着一身没有军衔的旧迷彩服，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被高原的烈日晒褪了色，脸被高原紫外线和风雪联手加工成了深小麦色——奶奶打开门，看了我一眼，愣住了。
她眯着眼睛，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然后身体往后仰了仰，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语气开口：“……我还以为是从非洲逃难来的难民跑到咱家门口来了。“
她嘴上这么说，嘴角却弯了起来。
那两年的时间，像是被人按下了快进键。
我在高原上经历了从平原长大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适应期——头痛欲裂的高原反应、嘴唇干裂到说话都会流血、零下二十度的夜里站岗时感觉自己的睫毛都被冻在了一起。
但我也看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壮丽的星空——银河像一条发光的巨川横贯天际，明亮到让人觉得伸手就能捞起一把碎钻。
我的肩膀比以前宽了将近一拳，手臂上青筋虬结，腹肌的沟壑深得能夹住一枚硬币。
在海拔四千米的地方背着三十公斤的装备跑五公里之后，我学会了用最少的氧气做最多的事，也学会了不在不值得的事情上浪费情绪。
奶奶的身体不如以前了。
她的腰弯得更厉害了，走路的时候需要拄着拐杖慢慢地挪，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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